波斯语

波斯语 (波斯语：فارسی‎ = Fârsi) 亦称帕尔斯语，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西支，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的官方语言 ，也是阿富汗斯坦境内两种主要语言之一(另一种是普什图语)。波斯语还分布于中亚其他地区，波斯语在塔吉克斯坦称为“塔吉克语”。全世界使用波斯语的人口约有1亿。

波斯语是世界上的古老语言之一。随着移民从这些国家流入到周边国家，很多国家现在都有说波斯语的社群。由于历史与宗教的原因，现代波斯语中，有近40%的词汇来自属于闪含语系的阿拉伯语。波斯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波斯语曾经是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

分布地区

波斯语是一种在伊朗、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斯坦等国家使用的具有悠久传统的语言。伊朗和塔吉克斯坦的官方语言，也是阿富汗斯坦境内两种主要语言之一(另一种是普什图语)。随着移民从这些国家流入到周边国家，很多国家都有说波斯语的社群。说波斯语的人口约1亿人，大部分在伊朗（5500万），此外还分布于阿富汗斯坦1100万、塔吉克斯坦700万、巴基斯坦、美国、土耳其、伊拉克、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中亚其他地区。波斯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在波斯语中有大量的阿拉伯语借词，但是波斯语中有四个阿拉伯语所不具有的字母及发音。由于阿拉伯语是一种与伊斯兰教紧密结合的语言，所以在很多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或伊斯兰信徒都要使用阿拉伯语。由于以上原因，现代波斯语中，有近40%的词汇来自属于闪含语系的阿拉伯语。

历史沿革

音。讲波斯语的本地人把波斯语叫做法尔西语。波斯人是伊斯兰历史上最早归信伊斯兰的非阿拉伯民族，并且波斯人对伊斯兰和《古兰经》的研究令阿拉伯学者吃惊赞叹，因为他们借助于古希腊哲学和印度哲学思考真主的启示。

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使伊斯兰文化传播到亚、非、欧三大洲,尤其位于两河流域的波斯地区,无一例外地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冲击和同化;同时,具有悠久文明积淀的波斯文化,在政治、宗教、文学、语言等多方面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波斯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成份丰富和发展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因为“阿拉伯人在蒙昧时代只熟悉游牧生活及与游牧生活有关的事物,只有表达这种生活方式的语词,而有关政府制度、行政机构、享乐生活、食品、饮料、装饰、娱乐、花卉等方面的词语,大都是从被征服民族那里借来的,其中以波斯词汇最能满足阿拉伯人的需要,是阿拉伯语吸收外来语和扩充词义的重要来源。”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波斯语因其顽强的生命力而成为“东部伊斯兰世界通行的书面语”,波斯语言及其文化一度在中亚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历史地位

家和民族都是穆斯林，如伊朗、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斯坦。 有一种叫做塔吉克语的波斯语的变体，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通行，但是用西里尔字母书写。

古波斯王大流士一世有碑，刻有波斯楔形文字

其他科学著作的文献。它至今仍然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语言之一。

语言特点

新创的波斯字母。

在中国

传播

波斯语在伊斯兰文化东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每一种文化的持续性发展,离不开它的“活化石”———语言,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对话和吸纳,更离不开语言文字。尤其异域文化进入本土文化的过程,承载着文化的交际工具———语言文字,充当着“先锋队”的角色,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间的沟通、交流,首先大都从语言开始,然后才能进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对话和理解。伊斯兰教是由中国穆斯林先民自唐、宋以来,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由于来自中亚、西亚的穆斯林民族多元性构成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族源多样性,造成了中国穆斯林先民对自己母语,主要是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学习和保留,为了世代守护自己的传统信仰,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对伊斯兰文化语言的传承与教育,特别是必须学习以阿拉伯语为主的《古兰经》、圣训及用波斯语著述的一系列语言文字教材和典籍【1】。这一传统自明代经堂教育创立之后,学习日增,世代恪守。尤其对仅次于阿拉伯语的波斯语及其典籍的学习,无论是官方上流社会,还是民间大众中间,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历史影响。本文试从波斯语及其典籍在中国的传习方式、过程、阶段、社会作用等方面加以分析,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和思考,以求教于大家。

一、波斯语及其在官方的语言教学

波斯语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的国语和阿富汗斯坦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中亚又称为“塔吉克语”。全世界操波斯语的人口约5000万。波斯语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古波斯语、中古波斯语、新波斯语。公元前3—8世纪,古波斯语演变为中古波斯语(又称巴列维语)。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灭萨珊王朝后,推行阿拉伯语及其文化,中古波斯语逐渐被废弃。原来的巴列维语与安息语融合后产生了新波斯语,又称为达里语。“达里”(Dari)意为“宫廷”。由于新波斯语是萨曼王朝宫廷中通行的语言,故由此得名,它后来取代阿拉伯语,在公元9—10世纪成为东部伊斯兰世界通行的书面语。新波斯文采用阿拉伯字母体系,又在阿拉伯字母B、J、Z和K的基础上创造了P、ch、zh和G四个字母,还从阿拉伯语中借入了大量借词【2】。

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使伊斯兰文化传播到亚、非、欧三大洲,尤其位于两河流域的波斯地区,无一例外地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冲击和同化;同时,具有悠久文明积淀的波斯文化,在政治、宗教、文学、语言等多方面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波斯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成份丰富和发展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因为“阿拉伯人在蒙昧时代只熟悉游牧生活及与游牧生活有关的事物,只有表达这种生活方式的语词,而有关政府制度、行政机构、享乐生活、食品、饮料、装饰、娱乐、花卉等方面的词语,大都是从被征服民族那里借来的,其中以波斯词汇最能满足阿拉伯人的需要,是阿拉伯语吸收外来语和扩充词义的重要来源。”【3】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波斯语因其顽强的生命力而成为“东部伊斯兰世界通行的书面语”,波斯语言及其文化一度在中亚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波斯语的教习在中国有漫长的历史。波斯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文化悠久发达,又是与中国在古代和中古时代往来最为密切的重要地区之一。张骞凿空西域后,许多波斯人、安息人入汉地,把佛教、袄教、摩尼教和犹太教带到中国西北地区和内地。入华定居的波斯人生活在中国西北诸族文化或汉文化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他们为保存自己的文化习俗,在自己的民族集团和宗教社团之内进行波斯语文和安息语文的教习。公元8世纪,中亚伊斯兰化向东推进,波及到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国新疆地区和内地,绝大多数波斯人、安息人都伊斯兰化,普遍地接受了伊斯兰文化及新疆波斯语的推广【4】。而真正将伊斯兰文化及其波斯语在中国传播、扎根并流传下来的,当属唐宋以来进入中国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军士、使臣和传教士及其后裔们。到了元、明两代,波斯语的教学与研究一度达到了历史高潮。

元朝疆域的扩大,国力的增强,经济文化的发达,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广泛交流,元代统治者对各民族文化的宽容和学习吸收,使波斯语的教育和学习得以空前发展,以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的设立为标志,形成了官办的一套波斯语教学体系。

元政府的重要机关都置有回回椽史、回回译史、回回令史等官职,以备译写文书之用。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至元仁宗延元年(1314)四月,“复回回国子监官,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令依旧制,笃意领教”。回回国子监学,按元代制度,属翰林院【5】。元代陶宗仪在其著《书史会要》中收录了“回回字”29个字母。其中28个是单体阿拉伯字母,另一个是字母Lam与Alif合成的复合字母【6】。

元代回回国子学内除了波斯文、阿拉伯文之外,还教习一种被称为“亦思提非”的文字。关于“亦思提非”文字,长期困惑着学术界。我国有些学者认为是波斯文,有些学者认为是阿拉伯文。伊朗德黑兰大学穆扎法尔·巴赫蒂亚尔教授在新著《“亦思提非”考》一文中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关于“亦思提非”一词的含意,他描述为:“‘亦思提非’本意乃是‘获取应有之权利’或‘向某人取得应得之物’。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其意为:‘财产税务的核算与管理。’因此,在古代,在大多数伊斯兰政权统治的国家,类似现代财政部的部门称为‘亦思提非部’”。关于“亦思提非”文字,作者说:“‘亦思提非’乃是一种特殊的文字符号,用于国家文书之中,它有特定的写法与规则,国王及政府有关财务税收的诏书、清算单据、税务文书等都用这种文字书写,而以一种称为‘斯亚格’(Si g)的方法计算。对于擅长此道的人运用及识别这种文字并不费力。这种文字类似缩写符号或象形文字,只表意而不表音。”【7】这一论述,为学术界廓清了迷雾,从侧面证明元代官方机构在教习波斯语、阿拉伯语的同时,还教习波斯人创造的“亦思提非”文字。因为“亦思提非文字的创造者是古代波斯人。古代波斯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语言复杂,而且对外有广泛的财务及贸易联系。为满足税收、理财及贸易的要求,就要创造一种特有的文字符号系统及计算法。因为必须创造一种能够书写财务及税收文书的文字,而这种文字要能为各民族所理解,并确切无误地释读”【8】。所以,“亦思提非”文字是一种特殊的文字符号这一推断,比较符合事实,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对“亦思提非”文字的教习和翻译人才的培养。

明代官方教授波斯语主要在四夷馆和会同馆内的回回馆。设回回馆,教习波斯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同中亚、西亚穆斯林诸国打交道。四夷馆设于明永乐五年(1407),当时除回回馆外,尚包括其他7馆,曰:鞑靼、女直、西番、西天、百夷、高昌、缅甸。《明实录》记载:“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通。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学译书。人月给米一石,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9】明初译波斯文图书的马沙亦黑等一大批人均为回回人,由此判断回回馆的教师大多是通本族语言的回回人。

明代官方的波斯语教材以《回回馆译语》和《回回馆杂字》为代表。《回回馆译语》分两种版本系统:“四夷馆本”和“会同馆本”。《回回馆译语》中的词汇表,即《回回馆杂字》,是“四夷馆”和“会同馆”中的回回馆中教习回回语时所用的分类词汇对照表。四夷馆本与会同馆本合计共收录元、明以来的波斯语———汉语音译词汇、语汇777条,分为18门类,其中分类明确,词汇涵盖面涉及天文、地理、时会、人物、人事、身体、鸟兽、花木、器用、饮食、珍宝、文史、数目等许多方面【10】。现藏北图抄本《回回馆杂字》有下列特点:波斯字母G常常正确地写出,而在北图抄本《回回馆译语》的相应词中,则写作K。以汉字注音看,当时回回馆中所教授的波斯语语音与今天伊朗方言略有区别,更接近于阿富汗斯坦的“达里语”和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语,即波斯语中亚方言【11】 。

自元代经明代至清初,中国官方对波斯语、阿拉伯语的教学、研究一直持续不断,坚持下来了,尤其元代和元以后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图书为数众多,有关穆斯林语言文字学的材料并不在少数。如《元秘书监志》卷七罗列的一大批回回图籍中有一种名为“蛇艾立诗”。马坚先生早在1955年就指出“蛇艾立”乃其原书的阿拉伯文书名Shi’r的元代汉语译音,意为“诗歌”;《回回馆杂字·文史门》有“舍额儿”(Shi’r),旁注“诗”,即此 【12】 。除《元秘书监志》外,录载中国回回书籍最多的著作是清康熙年间著名穆斯林学者刘智(约1660—1730)的《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两书。刘智在《天方性理》中开列出他写书时的“采辑经书目”(即参考书目)10种,在《天方典礼》中又开列“采辑经书目”45种。剥除这两份“采辑经书目”中的重复部分,刘智写书时实际使用书目67种。对刘智这两份书单研究最见功力者,当推澳大利亚学者莱斯利和瓦塞尔的论文《刘智所使用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史料》【13】,他们在日本学者桑田六郎研究的基础上,查核了布洛克曼的《阿拉伯文学史》、斯达理的《波斯文献》、布洛晒的国民图书馆《波斯文抄本目录》和胡格的《伊斯兰字典》【14】,修正了前人的研究,使刘智使用的书目的原貌基本廓清。根据莱斯利和瓦塞尔的论文和刘智本人对其所使用的每一本书的意译,我们发现,其中除了大量的阿拉伯文著作外,波斯文著作所占比重也不轻,而且涉及到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经注学、认主学、圣训学、教法学、哲学、历史学、天文学、地理学、伦理学、文字学、语法学等诸多学科 【15】,从中可以看出波斯语及其著述对伊斯兰文化在中国传播的重要贡献和作用,现将可识者排录如下【16】:

1.刘智《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34和第29种《吉所·密拉直》,应为波斯之书名Qisas-iMi’raj“穆罕默德登霄故事”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之“吉所”(Qisas),即《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32、28种的“吉所·安秘雅”(Qisasal-Anbiya’“列圣记”或“列圣纪录”)中的“吉所”,意为“童话、故事、传说”;“密剌直”(al-Ma’raj),意为“阶梯、楼梯”,又专指穆罕默德之登霄。刘智意译为《登霄录》。其作者可能为逝于回历阴历907/公元1501—1502的穆隐(Mu’inad-Din Farahi)。这是一部有关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早期活动的作品,属于先知贤哲传记历史类作品。

2.《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36、35种《设哲尔·拿马》,应为波斯语书名Shajar Nama,即“世系记”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设哲尔”(Shajar),意为“树、分枝”;“拿马”(Nama),即《天方性理》与《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中第38、37种“合哲尔·拿马”(HajarNama),及《天方典礼》参考书目第38种“克尔白·拿马”(Ka’aba Nama)之中“拿马”,此言“信、笔记、志”。刘智意译为《世谱源流》。这是一部记载先知穆罕默德世系或其后裔(即所谓“圣裔”)的作品。

3.《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所列参考书目之第23、40种《额福阿禄·额福剌乞》,应为波斯文书名Af’al Aflak,即“天体运动”之清代汉语音译。其中“额福阿勒”(Af’al),意为“动作、行为”(复数);“额福拉克”(Aflak),此言“天空、天体”。刘智意译为《天德元机》,这是一部伊斯兰天文学的著作。

4.《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22种《哲罕·打尼识》,应为波斯语书名Jahan Danish,即“世界之知识”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哲罕”(Jahan),意为“世界”,明《回回馆杂字·地理门》有“者哈恩”(Jahan),旁译“世”,即此字;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之“世界”用的就是这个词。“打尼识”(Danish),此言“知识、学识”。刘智意译为《环宇述解》。这应是一部阿拉伯文地理学著作的波斯文译本。

5.《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合哲尔·拿默》,应为波斯文书名Hajar Nama,即“宝石录”或“贵生记”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合哲尔”(Hajar)意为“宝石、石头”,又为亦思马因(Isma’il)之母亲的名字;“拿默”(Nama),即《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36、35种“设哲尔·拿默”(Shajar Nama“世谱源流”),以及《天方典礼》参考书目第38种《克尔白·拿默》(Ka’aba Nama,即“天方志”)中之“拿默”,此言“笔记、信、志”。刘智意译为《宝产谱》。单凭“合哲尔·拿默”的音译和《宝产谱》的意译尚难确定原本与作者。莱斯利把此书看成一部讲述亦思马因诞生的书。但如果把“合哲尔”(hajar)解释成“石头”,则这部书应是一部有关宝石鉴定学的著作,与刘智《宝产谱》的意译亦相合。

元、明以降,官方波斯语的教学和研究主要体现在伊斯兰医学和天文学的学术成就及其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

伊斯兰医学早在宋代就传入中国,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大都、上都始置“回回药物院二,秩从五品。掌回回药事”【17】。此后,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拨隶广惠司”。从此,“回回医药”、“回回药物”则成了伊斯兰医药在中国的别称,伊斯兰医药在元朝政府里具有崇高的地位。约成书于明代前期的《回回药方》(原书36卷,现仅存残本4卷),是对伊斯兰医学在理论上的总结、归纳和集大成。《回回药方》的作者于阿拉伯语词之外增加了不少波斯语词,比如籽(tokhm)、叶(borg)、水(Ab)、泥(gel)、圆(gerd)等波斯词就多次出现。另外,《回回药方》中的阿拉伯字母也有按波斯语读音规则发音的。《回回药方》中大量波斯文特征表明,其作者中有波斯人,或者有操波斯语的中亚、西亚人【18】。至于伊斯兰医学的分科、药剂、药物则从此进入中药学领域,并深入到市井乡陌和“寻常百姓家”了。

伊斯兰天文学自宋初马依泽公入华编修《应天历》始,对中国历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学者研究后认为:《应天历》第一次将伊斯兰教历从金曜日为历元、7日记日的星期制度引进,这与《宋史》等史料记载相吻合【19】。宋、元、明以来,关于伊斯兰天文学的影响,波斯语命名的一星期名称在广大穆斯林中间至今仍口耳相称、相传,也足可证明伊斯兰天文学影响的深远和持久:

星期一,称杜闪白,波斯语　DuShanba。　　星期二,称塞闪白,波斯语　SeShanba。　　星期三,称查尔闪白,波斯语　ChaharShanba。　　星期四,称盼志闪白,波斯语　PanjShanba。　　星期五,称主麻,阿拉伯语　Jumua。　　星期六,称闪白,　波斯语　Shanba。　　星期日,称叶克闪白,波斯语　YekShanba。

这里,从星期一至星期日的7天,只有星期五用阿拉伯语,其他均为波斯语。因为星期五是穆斯林的聚礼日,所以,“主麻”一词被不同语种的穆斯林普遍接受。

此外,明洪武十六年(1384)内府刻本《回回历法》(共1卷),是一部回回天文图书的汉译本,书中提到的一年12个月份大小及名称,均用波斯语音转写【20】;《元史·天文志》所记载的7种回回仪象都是扎马剌丁于至元四年(1267)负责建造的,安置这些西域仪象的地点大概就是回回司天监所在地。这7种西域仪象中有6种是天文仪器,此外《元秘书监志》也提到了几种。马坚教授对这些仪器的原名作了杰出的研究,其中大部分仪器的命名都是波斯语并转译而来的 【21】。

宋、元、明以来的波斯语教学研究充分说明,以波斯语、阿拉伯语为主的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之初,该文化的载体———中国穆斯林,具有很高的文化层次,并在几代政府中都有较高地位,他们的历史贡献和作用在中国文化史、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影响。

二、明与清初时代中国穆斯林民间的波斯语教学

元、明两代除了官方因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为培养译人等各方面人才而进行的穆斯林语文(波斯语、阿拉伯语等)教学活动外,元代穆斯林民间肯定也有波斯文等的语文教学活动,但这方面的直接材料、史料罕见,难以证信。可是,波斯语、阿拉伯语的教学在中国穆斯林中的广泛进行和推广,是以经堂教育的创立和勃兴为标志并得到发扬光大。

始自于明代嘉靖年间回族穆斯林学者、教育家胡登洲(1522—1597)创建的经堂教育,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教育体制。经堂教育开辟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新纪元,它为坚守穆斯林的信仰和精神追求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为推进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对话、协调、相互适应做了不懈努力。经堂教育培养了一代代大批的穆斯林优秀人才,使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大地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尤其极大地保留了许多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典籍和文献,成为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上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22】。经堂教育也使元明以来的波斯语、阿拉伯语教育和学习,进一步延续并广泛深入地推广开来,为波斯语的研究和教学做出了世界级的贡献。

经堂教育中,经师向经生讲授的“十三本经”(或“十四本经”),又叫“赛拜嘎”(阿拉伯语,意为“步伐”、“教程”)经 【23】。这13部阿拉伯文、波斯文经典、著作构成了经堂教育的必修课本,内容涉及阿拉伯语语法学、逻辑学、修辞学、波斯文法、波斯语文学著作,还有认主学、教法学、圣训学、经注学、哲学等诸多学科著作。其中波斯语的教学及其典籍著作占有较大比例,影响也更深刻:

1.《海瓦依·米诺哈吉》　1978年夏,伊朗学者沙里亚特为编写校订《波斯语辞典》在北京收集资料。他在东寺参加聚礼时,发现了《海瓦依·米诺哈吉》手抄本,作者自称“中国山东学者Zinimi之子穆罕默德”,书成于伊历阴历1070年5月主麻日(公元1660年1-2月),并发现该书动词分类法属世界首创。经沙里亚特大量考证,证实该书是世界上独立创作的最古老的波斯语语法著作,该书经他整理,已于1981年在伊朗伊斯法罕出版,使其重现光芒,这是中国穆斯林学者对波斯语教学与研究的一大世界级贡献【24】。

作者常志美(约1610—1670),字蕴华。明末清初伊斯兰经师、经堂教育家。学识渊博,尤精波斯文法;提倡博览群经、注意研究伊斯兰哲学,阿拉伯语、波斯语兼学并重,成为伊斯兰经堂教育山东学派奠基人。《海瓦依·米诺哈吉》是常志美在边教学边研究过程中为学生编写的一部波斯语法集成,以便帮助学生尽快掌握波斯语。该书最初盛行于山东一带,后传播到各地,成为经堂教学初学者的入门教材【25】。

2.《古利斯坦》　伊斯兰哲理诗著作,经堂教育中波斯文学读本,是世界文学名著之一。《古利斯坦》乃波斯语音译,意为“花园”、“园圃”。常被人译为《真境花园》、《蔷薇园》或《花园》。

《古利斯坦》的作者萨迪(1200—1290),是13世纪波斯诗人、波斯民族传统思想与语言文化屈指可数的奠基人之一,又是长于辞令的传道者和伟大思想家,善于雄辩的演说家,被誉为“诗圣”。他一生创作的诗歌内容宏富、形式多样,诗集不下20种,其中以《古利斯坦》饮誉中古世界文坛。《古利斯坦》成书于公元1258年。作者写作它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但书中包括了作者近30多年苦行与周游列国中各地奇闻、圣人训谕、故事诗歌、帝王言行等,其中熔铸着作者自己的不少生活体验,书中充满了对现实世界中美与丑、光明、善良与黑暗、堕落的强烈对比,还有苏非主义者为近主爱主而备尝艰苦的描写。《古利斯坦》传入中国已有600多年历史,流传广、影响大,作为我国经堂教学中学生必修的波斯文课本,深受穆斯林大众的推崇和喜爱。汉译本有两种:王静斋译本取名《真境花园》(1947年4月,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印行单行本);水建馥从英文版转译,取名《蔷薇园》(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6】。

3.《米尔萨德》　波斯文本,是专讲修身养性、近主之道的哲学著作。成书于1223年,由波斯德黑兰人艾布伯克尔·阿布杜拉·本·穆罕默德·本·萨哈瓦尔·拉齐(亦以纳吉姆丁·达亚·拉齐·阿萨迪闻名,1168—1256)著。全书共分五门40篇。17世纪末由著名经师伍遵契(约1598—约1698)与其兄弟、子侄合译成汉文,称《归真要道》。

4.《艾什尔吐·来麦尔台》　又名为《额慎·勒默阿忒》,波斯文本,作者为阿布杜拉赫曼·本·阿赫默德·加米(查密,1414—1492),成书于1481年。该书系对法赫尔丁·伊拉基(?—1289)的《来麦尔台》(意译“神圣的闪光”)的注释;伊拉基的《来麦尔台》是对伊本·阿拉比(1165—1240)的神秘主义思想的阐释。这是一本伊斯兰哲学杰作,讲解“认主的最高原理”【27】,“共有品论二十二,电论二十九,统括性理内认费隐之学”【28】。

5.《虎托布》　原文为阿拉伯文,是对40段阿拉伯文圣训的波斯文注解,由伊本·沃德安(?—1197年)编选汇集,后被译成波斯文(译者不详)。中国经堂教育选用的是波斯文译本。该本“圣训”于1594年由大贤(逊迪格)注释后,成为讲解道乘功修的波斯文必读书,有李虞宸的汉译本《圣谕详解》。它“趋重于道学”【29】。

6.《艾尔白欧》　波斯文本,是对40段圣训的注解,哈萨姆丁·本·阿拉丁·努吉巴迪(生卒不详)注释,其基本内容亦讲解道乘功修,更是“纯粹道学”的 【30】。此外,有《侯赛尼》,波斯文本,是印度穆斯林经学大师侯赛尼于1491—1492年间完成的著作。该著作偏重于从理学方面对《古兰经》进行注解。

在“十三本经”(或“十四本经”)中,波斯语文本的经典著作占6大部,近一半,几乎与阿拉伯文本的经典平分秋色了。由此可见,波斯语教学及其经典在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中所据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同时也说明波斯语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另外,经堂教育中还有许多参考经典,即“十三本经” (或“十四本经”)之外的“旁经”、“杂经”等参阅的经典,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波斯语文本,我们这里不妨列出一些最具代表性、又对中国穆斯林影响较大的经典,以见波斯语教学及其经典著作的广泛深刻影响。

1.《麦克吐布·发热西》　波斯文本,是一部伊斯兰苏非哲学经典。阿文版是波斯文版的译本,16开本,全2册。《麦克吐布》由著名苏非大师、哲学家伊本·拉巴尼所作,汉译通常为《书信集》,是伊斯兰苏非哲学上的权威著作之一。该经典在经堂教育中广泛参阅,尤其在西北地区,既是虎非耶、哲赫林耶、嘎德林耶、库不林耶等苏非门宦家们的必读、必讲经典,也是广大经学师生学习波斯语的优良参考书。

2.《麦嘎虽都·凯拉目》　波斯文,是伊斯兰苏非教义学读本,16开本,全1册。

3.《耳木代》　波斯文,是伊斯兰教法礼仪著作。有山东青州回族穆斯林女翻译家丁蕴辉(生卒年不详,约19世纪60、70年代至本世纪30年代)汉译本《欧姆戴》(天津清真南寺1910年前后、伊历1330年刻印版),流传各地。《欧姆戴》主要是有关伊斯兰念、礼、斋、课、朝五项天命方面的论述。全书分经字释义(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的汉字音译,附意义解释)、凡例、第一门(章)至第五门(章)共40篇、附记等四大部分。全文用朴素、独特而传统的经堂口语译出,娓娓道来,受听感人。

诸如此类的经典及参考著作还比较多,波斯语教学及其著作在中国伊斯兰文化史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积极重大的作用,值得我们更好地进行整理和研究。

三、小　结

通过历史考察和对语言文本的分析,我们发现,波斯语教学及其经典对中国穆斯林的文化生活影响是广泛、深入而悠久的。如果说阿拉伯语词汇的大量运用和教习,更多地显示了回族人民丰富的宗教文化生活的话,那么如今留存于回族语言中的波斯语词汇、波斯语经典,则成为伊斯兰文化影响下,回族人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标志。因为波斯语教学及其经典在中国传习的历史,显示了伊斯兰文化是两世(现世、后世)并重的宗教文化,她把穆斯林的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很好地结合统一起来,而这二者又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截然分开。其次,伊斯兰文化于元、明大量东传中国时,中亚地区是最主要的传播桥梁,当时,波斯语是中亚细亚地区的主要通用语,所以西域色目人作为回族先民的主要组成群体,将“波斯化”的伊斯兰文化全面地带到中国西北,并向中原内地伸延【31】,波斯语的词汇、科学术语、经典著作的教学和研习,就自然而然地在中国政府机构和广大穆斯林中间广泛展开。因此,波斯语及其文化对中国伊斯兰文化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穆斯林有习用波斯语经典的传统,或用波斯文注释《古兰经》、《圣训》。如《侯赛尼》为经注学,《虎托布》为40段圣训的注释,《艾尔白欧》也是40段圣训的注解,《来麦尔台》、《米尔萨德》是哲学书;《海瓦依·米诺哈吉》为波斯文法,由中国穆斯林学者常志美著;《古利斯坦》是文学书。

2.苏非主义思想在波斯语经典中影响深刻,对经堂教育的影响也很大,这证明在中亚波斯语流行区域内,苏非主义东渐中对中国伊斯兰教产生的深远影响。如经堂教育中,选用的波斯文本《来麦尔台》、《米尔萨德》都充满着苏非主义近主、认主和道乘功修理论和思想;波斯文本《虎托布》、《艾尔白欧》都是带有显明的苏非主义圣训注释;这4本经,在“十三本经”(或“十四本经”)中占有一个不小的比重,这还不算其它参阅的旁经、杂经读本【32】。

3.礼拜时默声举意词“乜贴”多为波斯语。

4.重视《古兰经》注释,而阿拉伯地区重视《古兰经》原文。

5.注重纪念阿里之妻法图麦,每年斋月十四日,各地穆斯林妇女在清真寺内集会纪念,而对先知穆罕默德之妻赫底彻虔诚尊敬,但无这种纪念活动。

6.命名多取阿里、哈桑、侯赛因、法图麦之类。

7.阿訇讲瓦阿兹时常称赞阿里的勇敢,穆斯林武术家有的将功夫上溯到阿里巴巴,穆斯林家中多悬挂阿里的鱼尾剑壁画,以求吉祥。

8.阿訇和老年人常向晚辈讲述卡尔巴拉战役中侯赛因被杀害的惨状,讲述者情绪沉痛悲愤。

9.西北地区的阿訇在讲演结束时常说:“到了格亚买提(殁后站立之日,即复生日)的日子,我们归在了圣人的绿旗之下,跟随阿里巴巴、法图麦太太、哈桑、哈赛尼进入重恩不朽的天堂。”

10.回族有学习波斯语的传统,称学习波斯语为“过法尔西”,经堂语讲习中运用大量波斯语词汇和句式。

11.在今天的中国穆斯林汉语中保存了大量的波斯语词汇【33】。常见的有:阿布达斯特(Abudast,小净)、阿斯曼(Aseman,天)、巴姆达德(Bamdad,晨礼)、皮晒尼(Pishen,晌礼)、迪嘠尔(Digar,晡礼)、沙目(Sham,昏礼)、胡夫坦(Hufutan,宵礼)、牙尔(Yar,伙伴)、比麻尔(Bimar,疾病)等等。可以看出,回族话中的波斯语词汇具有很强的生活用语性质,而不象阿拉伯语词汇那样,更多的是对精神生活或宗教生活的描述。按照通常的语言使用规律,日常生活用语由于其反映的是人们的日常世俗生活,所以有较强的稳定性。由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在回族的先民中,操波斯语的民族可能占有较大比例【34】。这从元明以降的波斯语教学研习活动(官办、民办)中可见一斑。

波斯语教学及其经典传习,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000多年的岁月,尤其是元明以来的官办教学机构和编修教材,明末经堂教育的兴起,使波斯语的教学研习,日久弥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化、中外比较文学史、中国外语教育史的内容,对中国伊斯兰文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波斯语及其经典、著作已成为中国穆斯林及其伊斯兰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挖掘和整理研究。

历史

中国文明和波斯文明的接触和交流的历史包括了宗教、文化、经济和政治关系等广阔的领域。中华帝国和波斯帝国的邻邦关系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几乎2000年。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数百年间,波斯的阿黑门王朝和中国的周朝这两个大国都处于鼎盛时期并有可能接壤。目前,对于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鲜见记载,但是,对于2100年前的中国汉朝和波斯阿斯卡尼王朝之间的邻邦关系却有具体的史料记载。关于汉武帝派出一位使节到达波斯王朝曼赫达德二世宫廷以请求援助的最早的史实记录是在公元前115年①。这位中国使者带给曼赫达德二世一项提议,即为共同抵抗中亚的鞑靼人(即匈奴人)与阿斯卡尼王朝缔结协约②。那时,汉人将阿斯卡尼王朝或帕西(波斯)的国家称作“安息”。所以我们通常在波斯萨珊王朝统治期间和之后的中国编年史中发现“波斯”的名字。这期间中国和波斯的关系得到深入的发展,两大帝国之间进行了许多次的互派政治使节往返活动③。　　不少作者在他们的著述中指出:中国最初的穆斯林社团是由来自于波斯、阿拉伯和中亚的穆斯林旅行者、商人、士兵和官员的后裔所组成。他们的先民于公元7世纪至14世纪期间落居于东南沿海和西北、西南地区④。权威性的资料记载,中国人最早是在638年从萨珊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耶兹德格德三世的使节那里听说和了解伊斯兰教的。当时耶兹德格德正寻求唐太宗的援助以抵抗阿拉伯军队的入侵⑤。自那时起,来中国的波斯商人和旅行家们就在这广袤的土地上传播《古兰经》的教导。波斯处于横跨欧亚大陆贸易路线(后来被称作“丝绸之路”)的西段的战略地理位置连接了东亚和西亚。联结中国和波斯的丝绸之路的主要段落向两大帝国之间的宗教、文化、经济和科学交流提供了跨接的桥梁。五种不同的信仰———佛教、拜火教、基督教聂斯托里派、摩尼教以及最后的伊斯兰教沿着这条路线从波斯传入中国⑥。数以千计的波斯人通过这条路线到达中国,因此,波斯和中国的学者、商人、冒险的旅行家、艺术家、外交使者等之间有了相互联系。而且,中国和波斯的航海家们驾船航行于波斯湾和中国海之间,这使得两大帝国的海上贸易兴盛起来。在7世纪中叶到15世纪末之间,中国和波斯之间在宗教、文学、艺术、科学和商业领域方面的文明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　　借此导言,我将介绍一下显示波斯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的伊斯兰文化,特别是回族伊斯兰文化有着重要影响的有价值和令人着迷的证据,同时归纳两大伊斯兰文化之间存在的主要共同点。现在,我将提请你们注意著名的伊朗学者、德黑兰大学波斯文学教授和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穆扎法尔·巴赫迪亚尔(Mozafar Bakhtyar)博士对中国伊斯兰教手抄经卷近来所从事的很重要和非常全面的研究工作。在这项研究工作以前,除了几篇有关介绍来访的外国学者所收集的材料的文章外,还没有开展真正全面的研究工作。然而,在1989年至1994年的5年间,研究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专家巴赫迪亚尔教授对中国伊斯兰手抄经卷进行了独特和广泛的纵览与分析。在这期间,他走访了中国各地大约600个城市和乡镇。在中国大约200处地方,他发现了藏有手抄的伊斯兰经卷。根据题材和语言种类,他从主题和语言方面详细审查、评价和记录了约6000件抄本的性质。他对中国现存的重要的伊斯兰手抄经卷的概览于1994年年底发表于伦敦的《伊斯兰手抄经卷的世界纵览》(WorldSurveyofIslamicManuscripts)一书的第4卷。此书由“《古兰经》伊斯兰遗产基金会”和剑桥大学图书馆的伊斯兰目录部合作出版。这项研究的重要性肯定是不言自明的。用杜磊(Dur Gladney)博士的话来说,西方学者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弱点和局限性的原因在于“多数进行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西方学者基本上是受汉学语言的训练,而几乎很少人拥有诸如波斯语、阿拉伯语和突厥语的语言能力,同时接受研究伊斯兰教义学的训练而向中国伊斯兰教‘内核’的纵深迈进。”⑦深入学习过中伊关系史的巴赫迪亚尔教授相信:汉学和伊朗学是互补互配的;任何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入调查如果不研究波斯文资料,或者相反,任何对波斯历史和文化的深入调查如果不研究汉文资料,那是不完全的。劳费尔(BertholdLaufer)在其《中国—伊朗篇: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Sino Iranica:ChineseContributionstotheHisto ryofCivilizationinAncientIran)一书中奋笔写道:数百年间波斯和中国文化的密切联系为双方语言词汇的互相吸收和波斯与中国之间的广泛文化交流提供了饶有兴趣的资料。　　我们知道,根据历史和家谱的事实,其祖先是波斯、阿拉伯和中亚穆斯林而繁衍的回回民族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保留了相当一部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正如一位研究回族的专家写道:“怀有来源于共同祖先的想法是将回族认同感奠立于共有的民族宗教传统中的基础。”⑧这里,我想就有关波斯语在中国伊斯兰文化,特别是回族伊斯兰文化中的作用问题列举一些有趣的事实。这些代表了中国穆斯林文化遗产的事实由巴赫迪亚尔教授通过仔细地审视了中国现存的伊斯兰手抄经卷后整理和再现出来。中国穆斯林文化和宗教生活中波斯语产生的持续作用已为象伊本·巴图塔、奥德里克(Odoric)和马可·波罗这样的旅行家、学者和作家所见证,也为其他人如穆罕默德·伊本·哈基姆·兹尼尼(Muhammad ibn Hakim Zinini)⑨、哈迪·哈格·伊本·鲁格曼·斯尼(Hadi Haq ibn Luqman Sini)⑩所见证。当代的学者象季羡林、晁华生、张鸿年、黄时鉴、陈达生、滕慧珠、郭成美、奥隆(d’Ollone)、巴托尔德·劳费尔、伯瓦特(L.Bou vat)、伯希和雷那·格柔塞(ReneGrousset)、麦考尔·狄龙(MichaelDillon)、阿比迪等也同样指出了这一点。然而,在这里我特别地想介绍的是巴赫迪亚尔教授对于中国伊斯兰手抄经卷所作的令人赞叹的学术成果。这些手抄经卷的绝大多数是波斯文的。很可惜,在中国的伊斯兰经卷中大约有数千册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往的内乱和宗教派别纷争中以及其它动乱中销毁。早在19世纪(或许晚些),新疆和其他的中亚国家以购置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抄本的走俏市场而著称。因此,一些国家派出了解这些经卷价值的专家们到这些地区选购很多有价值的抄本。19世纪时期,俄国和欧洲的专家们在中国旅行期间购买了许多这样的重要抄本经卷。在对巴赫迪亚尔教授所发现的各类的手抄经卷作一个概括前,我想引用著名的阿拉伯学者、曾于1978年在藏有中国最丰富的伊斯兰教手抄经卷的北京东四清真寺图书馆中做过调查的哈迪·阿拉维的话。他在阿拉伯语研究院杂志上写道:　　在整个阿拉伯文手抄本中波斯语被大量使用,且达到精通水平,这因为在阿拉伯文手抄本中的注释和译解多数都是用波斯语写成的。在阿拉伯文抄本的结尾总写有tamamshud,它在波斯语中的意思是“抄本就此结尾”。况且,许多阿拉伯文抄本的字体是用波斯文的字体 。　　中国具有价值的伊斯兰手抄经卷(绝大多数是波斯文)可以被分成下列四类:　　1.有关法理学、信仰、礼拜和《古兰经》经注的抄本。《古兰经》抄本中的多数有波斯文的翻译,且普遍见之于中国。许多这样的《古兰经》抄本中,波斯文的译文是用红墨水写在每一行的下面;有时,在抄本空白边缘有用波斯文或汉语中的“小儿经”标注的一些术语的释义 。毛拉·胡赛因·瓦伊兹·卡希非(Molla Husayn Va’iz Kashifi)著的《恩惠和高贵的诠释》(又名《高贵的礼品》,Tafsir Imavahib Aliyah)在中国穆斯林中称为《侯赛尼经注》。它是一本《古兰经》注释,以华丽、明晰的波斯文写就,并且在清真寺中很流行。巴赫迪亚尔教授在牛街清真寺图书馆看见了一本在中国比较稀罕和重要的抄本是阿布·阿里·焦巴伊(Abu Ali Jobba’ii,卒于伊历303年)的《经注》(Tafsir)。这些手抄本中的人多数是以波斯文写的。有趣的是,巴赫迪亚尔教授在5年期间的寻找和研究中,竟然没有见到一本有关圣训学领域的抄本。甚至没有一本布哈里或穆斯林圣训集著作的抄本。而这些著作在伊斯兰世界是最权威的资料。根据巴赫迪亚尔教授的看法,中国所见的数量甚多的塔吉·丁·布哈里(Taj Din Bukhara’i)著的《四十段圣谕注解》(Sharh ikhutab iarba’in)课本被看作是论苏非学理(irfan)的课本,而不是看作重要的圣训抄本。而东四清真寺中所见的少数几本有关认主学、信仰学和逻辑学的抄本纯属例外 。　　2.学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法以及修辞学的古典著述。见之于中国的最重要的抄本之一是胡赛因·瓦法伊(Husayn vafa’i)作的《波斯语词典》(Farhang-i-Farsi),一部专业性的文学波斯语词典,著于16世纪上半叶。北京大学波斯语和波斯文学的副教授滕慧珠博士对这部有价值的词典以及波斯语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她写道:在今天中国所见的许多波斯语词典中,这部词典显示其在中国说波斯语的人们中有着极大的需求。她还写道:不足一世纪以前,这部词典是依据的主要工具书,而且为那些懂得和使用波斯语的人所爱不释手。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过去存有这部词典的许多抄本。这样的抄本(里面带有很有意思的注释)反映了一百年以前,中国北京和其它城市的说波斯语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能够使用这样专业性的词典。该词典现已为滕慧珠博士编辑,并由德黑兰大学出版 。我们有趣地注意到,在明代,波斯语继续有着重要的地位,以致于有人编辑了一部包含大约1684个词汇的《汉-波辞典》。在16世纪期间,除了经学院以波斯语讲授伊斯兰教的课本外,许多波斯学者来到中国,常住下来,并出于教学波斯语文学和语法的目的而著书立说。他们中的其中一位就是穆罕默德·伊本·哈基姆·兹尼尼 ,他编写了有关波斯语语法的最著名的书《学习门径》(Minhaj Talab)。在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伊斯兰经堂教育中仍然教授此书 。　　3.属于苏非教团,比如纳克什班迪耶、哲赫林耶、库布忍维耶(中国人读为库布忍耶)和嘎德林耶的苏非典籍。波斯文化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它向中国引进了苏非学理并加以发展。波斯语是苏非教团连接、交流和生存的最重要的因素。巴赫迪亚尔教授调查的所有苏非文本是用波斯语编写的,因此波斯语在苏非教团中的重要作用是确实的。在不少地方能找到的苏非学理典籍是卡拉尼西·奈萨菲(Qalanisi Nasafi)的《古吐布·伊尔沙德》(《认识真知和宣道的指南》,IrshaddarIlm-Ima’rifatvava’ez)。对中国苏非教团来说重要的其它文本也是波斯语的,它们包括贾米的《勒瓦伊赫》(《真经昭微》或《昭微经》、《昭元密诀》,Lavayih)、《艾什尔特·莱玛尔提》(《费隐经》Ashi’at-lama’at)、《希西莱特·则哈布》(《金项链》或《黄金传系》,Silsiat Zahab)和《纳嘎德·努苏斯》(《真义探讨》Naqdal-nusus);毛拉维的《玛斯纳维》(毛拉维在西方叫鲁米);哈菲兹的《诗集》(Di van);阿齐兹·奈萨斐(Aziz Nasafi)的《麦格索德·阿格萨》(《研真经》,Maqsas-iAqsa)和《瑞沙拉黑·马布达瓦·玛阿达》(《论起源和现有》,Risalah-i-mabdavama’ad);阿塔尔(Attar)的《塔兹克诺特·奥利亚》(《群贤录》,Tazkiratal-awliya);纳吉姆·丁·拉齐(Najm Din Razi,另称为Dayah)的《米尔萨德·伊巴德》(《归真要道》又名《道行推原经》,Mir sadal-ibad) 。显然,我们可以看出,多数波斯文学作品都是苏非教理文学。由此,我们可以将多数波斯文学既归类于文学范畴,又可将它们作为波斯语苏非教理学经文的范例。　　4.发现大量的波斯文学中的著名典籍,比如萨迪的《古利斯坦》(《蔷薇园》,又名《真境花园》,Gulistan)和《布斯坦》(《果园》,Bustan),哈菲兹的《诗集》和阿卜杜·拉赫曼·贾米的作品以及它们的各种译本和注释本。中国苏非教团的成员们学习这些典籍,同时,还演变成为传统伊斯兰经堂教育所教授的课程一部分。在新疆,许多穆斯林谈到璀璨的波斯文学著作,比如菲尔多西的《沙赫纳迈》(《列王记》,Shahname),尼扎米的《哈穆塞赫》(《五卷诗》,Khamseh)或著名波斯诗人的诗集。很可惜,这些手抄经卷要么被携带出中国,要么毁于文化大革命中 。在巴赫迪亚尔教授的纵览中,他估计,他见到过的萨迪的《蔷薇园》有2000册左右,贾米的作品大约有1000册。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是受波斯的影响(包括其它文化的影响)。许多中国学者研究了波斯语在中国穆斯林中传播和使用的问题。为了说明波斯语是多么重要以及为什么波斯文手抄经卷在中国是如此普遍,我想引用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两位著名教法学家的话来证明中国穆斯林中一直将波斯语作为首要的宗教和文化语言。第一位学者是穆罕默德·伊本·哈基姆·兹尼尼(常志美),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山东学派的创始人。在著于1660年的《学习门径》(Minhaj Talab)一书中,他写道:　　中国大多数的教法学、苏非学理和经注学的书籍是用波斯语写的。一位研究教法学的学者为了要理解宗教典籍除了要掌握一定的波斯语知识外别无选择。这因为如果他不懂波斯语的话,当与宗教事务有关联的问题出现并要求他作出对于律法的解释和决定时,他怎能对付呢?　　另一位学者名叫穆罕默德·努尔·哈格·伊本·鲁格曼·斯尼(Muhammad Nur Haqq Ibn Luqman Sini),19世纪下半叶的陕西经堂教育学派的著名教法学学者 ,在其《古文仙法》(Kimiyaal-Farsiya)一书中,他说:　　由于我们中国的国土紧靠法尔西(波斯),由于我们祖先大多来自法尔西,因此有关教法学、经注学、认主学和苏非学理的法尔西语书籍在中国为数众多。故对于经学生和初学者来说,学法尔西语是必然的 。　　回族中使用波斯语的持续性有着饶有趣味的历史、社会和宗教含义。黄时鉴教授和许多其他学者写道:“回回”一词事实上指的是波斯语或说波斯语。由于波斯语是中国穆斯林的正式语言,这一词渐渐就演变成穆斯林的意思 。众所周知,回回在其东渐入华的最初时期使用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汉语。在长期的生活于汉族社会的文化氛围中,回回只保留了部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数位学者指出,回族词汇的20%至30%是外来语(即波斯语和阿拉伯语) 。根据历史事实,所见的众多清真寺碑文和墓碑碑文有波斯语的诗和内容。这显示了过去数世纪里中国存在着活跃的波斯文化活动,其原因在于波斯语于10世纪以来是伊斯兰世界东部地区共同使用的通行语言 。波斯语是中国最先正式使用的文化和伊斯兰语言,特别是在元代的宫廷中它被用来作为官方的语言和书写文字之一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写道:波斯语是蒙古人宫廷和罗马教廷通信的交流工具。这些用波斯语写的信件至今仍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 。元朝期间,还为政府官员设立了一个专门教授波斯语的学校。中外学者都强调:元代虽然在贸易和商业上使用了汉语、蒙古语、阿拉伯语和突厥语,但是,为数众多的士兵、工匠和商人用的最频繁和最重要的语言是波斯语。根据14世纪中叶访问过中国的旅行家和学者伊本·巴图塔的书,在中国有着一些较大的波斯人组成的社团。他记述道:穆斯林社区的语言是波斯语,波斯诗歌包括萨迪(他去世后的50多年)的诗词不仅为中国宫廷而且为中国乡间所吟唱 。马可·波罗也写道,波斯语是最通用的表达工具。波斯语在中国得以流行的原因列举如下:它的甜润、优雅和简洁是其巨大的力量所在;当时中亚宫廷乃至北印度一些王朝的宫廷语言是波斯语,由于这一点,它为世人所尊重;最后,当忽必烈汗(1260～1294)在中国建立了元朝后,由于他赞赏波斯人的才智和能力,他任命了大批波斯人作为他宫廷和政府的官员。这些官员由此而树立了这种语言的优越地位并促进了它的流传,还把它推广到中国内地 。据记载,1271年,即忽必烈汗统治期间,在对相当于今天的西亚地区进行了征讨后,一大批波斯人和中亚人(绝大多数是穆斯林)被蒙古人裹挟来到中国。这些人与中国人通婚,通婚的中国人成为穆斯林。据说他们中的相当一些居住在今天所称的宁夏地区 。黄时鉴教授还深入地研究了元朝时期波斯语在中国作用的问题。一些学者还写道:由于波斯人在中国传播伊斯兰教中所起的作用,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承受了一些明显的波斯特征。由于这原因,许多伊斯兰教仪式和庆典活动,诸如婚礼中的宗教证婚词就是用波斯语念的,还有举意(乜贴)词和五次主命礼拜的名称也是用波斯语。中国穆斯林对《古兰经》所作的经注和解释用波斯语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事实已经有许多报导了,即“共同持有的思想和进行的礼仪说明了回族社团的凝聚力以及他们信仰的典籍在限定他们民族认同感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著名的回族学者和发现,在明代,甚至可能在清代,回回社团中继续使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这是事实。据说,在中国穆斯林中使用象阿里、哈桑、侯赛因和法蒂玛这样的宗教名字是常见的。　　另一位学者谈到了波斯语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持久影响。他以豆隆使团于1911年在中国发现了手抄经卷的例子作为证据。这些手抄本后来捐赠给了巴黎国家图书馆。他是这样提到这些手抄本的:　　中国所存在的这些手抄本以及对它们的注释证明:这些读本说明了中国穆斯林不局限于学习有关教法的初级课本,而是他们对以伊斯兰语言写就的最深奥的著作比如贾米的《真经昭微》或《归真要道》也很熟悉。这些是苏非著作,况且很高深。这恰好与中国所发现的苏非道堂的事实一致。正如文献证实了这样的发现一样,有必要进一步引用纳克什班迪派的传记和贾米的《真经昭微》的史实。贾米是霍加额赫拉尔(Khaje Ehrar)的弟子,他将闻名的诗歌《尊贵者的礼品》(Tohfetel Ehrar)敬献给了他的导师。至于Maktal,即阿里、侯赛因和哈桑的相传的言论传谱,那绝对是什叶派传统了 。　　中国许多传统的经堂院校里,波斯语是基本的授课语言。据说,博学伟大的阿訇必须懂得波斯语;但目前,由于各阿拉伯国家提供日益增多的设备,新一代的阿訇主要进行阿拉伯语的学习。作为有趣的事实,我愿意指出:一位研究维吾尔语的伊朗学者巴迪伊(N.Badi’i)女士对维吾尔语借用波斯语词汇作了研究和统计。她计算道:大约60%的维吾尔语的词汇是来源于波斯语的。她的研究成果不久将在德黑兰出版,并将为语言学家和学者们所知道。杜磊博士在他的《中国穆斯林》一书中附录了他选择的回族所使用的中国伊斯兰教术语的词汇表,许多中国穆斯林所使用的不少词汇来自于波斯语。它们包括:五番主命礼拜的名称,礼拜举意词,星期几的名称;还有胡达(真主)、胡达呀(主啊!)、乃玛孜(礼拜)、板旦(奴仆)、阿訇(经师)、比麻尔(疾病)、白俩(灾难)、多斯特(朋友)、多斯塔尼(朋友们)、朵灾海(地狱)、都失蛮(仇人)、皮拉哈(卡凡布)、波塞(亲吻)、扫干达(发誓)、什叶派、伊不劣厮(魔鬼)、朱乎提(仇人、异教徒)、阿布达斯特(小净)、若斋(斋戒)等等。

日常用语

قيمتش چنده؟